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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几点思考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9月13日在“中国与世行合作30周年座谈会”上表示,目前摆在中国面前的新问题是“中等收入陷阱”,即从中等收入过渡到高收入比从低收入过渡到中等收入更难。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纵览各国发展的历程,各经济强国的崛起无不是抓住了重要的历史机遇期,进行了必要的体制改革,适时转变产业结构和社会运行方式,从而成功跨越了经济发展的壁垒,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如何恰当应对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本文做了几点思考,供参考。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概念
      世行高级经济学家米兰?布拉姆巴特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使各经济体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无效的。
      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区间,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的更新进入攻坚阶段,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即进入“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典型代表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
      也有研究将“中等收入陷阱”特指为“拉美陷阱”,主要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拉美各经济体未能解决好收入分配差距和农民的市民化等社会问题,经济增长表现为“有增长、无发展”的特征,现代化的成果不能由多数人共享,社会陷入动荡,发展几乎停滞。
      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高速增长。
      二、中国面临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一)多种风险相互交织
     “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以下四方面的原因可能导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1.经济原因。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土地、能源、劳动等)成本不断增加,边际报酬率不断下降,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也在不断缩小。比如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压缩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空间,导致其国际市场竞争力减弱。此外,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加速时期,可能会出现“过度城市化”、污染加剧、产业空心化、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服务欠缺等难题。
      2.社会原因。经济增长本身是一把“双刃?!保诜⒄咕玫耐?,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如加剧收入分配差距失衡等社会问题。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不断累积,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对经济增长本身形成阻碍,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政治原因。改革是既得利益调整的过程。改革过程中,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因此改革可能会越改越难,甚至停滞不前。
      4.国际原因。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国际上“中国威胁论”有抬头的趋势。西方国家对我国民主、人权、民族问题大做文章的同时,贸易摩擦和汇率操纵的指控也日益升温,外部冲击的风险不断加大。
      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由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从而较易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这种对外经济关系地位的改变,既加大了对外部经济的依赖,也意味着贸易摩擦的不断增加。
      (二)“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特殊表现
      中国在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同时,也具有不同于拉美等国的特殊性。
      首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扩大的趋势,但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全社会各群体的收入水平都呈现了增长的态势,这种绝对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差距扩大的不利影响有所下降。
      其次,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拉美等国家存在的城市贫民窟问题。这种相对滞后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使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些机会,另一方面也使得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可持续性。
      再次,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但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经济进一步增长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国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
      我国面临的这些“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尽管有着区别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特征,但对未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设法加以规避。
      三、后发国家的发展阶段论
      通常来说,一个国家发展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低收入到下中等或中等收入阶段,也是经济起飞阶段,总体上这一经济发展模式是由要素驱动的,表现为要素高投入、空间低集聚、贸易低附加值、自然资源高消耗与环境高污染。由于利用“后发优势”和“对外开放优势”,比较容易实现一段时期的高增长。
      第二阶段是从下中等收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这一阶段为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期,这是欠发达经济体成为较发达或发达经济体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有三种可能性:如果转型成功则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或经济起飞,顺利进入上中等收入;如果转型不成功,则停滞在原有的水平上;如果转型失败则可能中断经济起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阶段是向高收入或发达经济体过渡,表现为知识和技术创新驱动,生产要素高度空间集聚,产品高附加值,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我国从1995年之后就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下中等收入阶段,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尽管中国一直保持政治稳定,但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积累,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之一。有专家认为,中国的发展前景存在三种可能:一是顺利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稳步迈进发达国家的行列;二是可能在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中出现某些具有“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发展过程出现阶段性反复,但总体而言,经济增长呈现温和增长的状态,并最终迈进高收入阶段;三是可能一定程度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韩经验
      世界各国在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时有着不同选择。发达国家利用其先发优势,通过引领技术进步和廉价利用全球资源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升级、较为公平的收入分配等途径也实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却因为没有处理好发展战略、收入分配差距和对外经济关系等问题,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上公认成功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跃升的国家和地区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日本和韩国是“东亚奇?!钡牧炫苷撸又械仁杖牍铱缛敫呤杖牍?,日本和韩国都花了大约12年时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对漫长的工业革命进程对比,日韩两国的成功经验尤其值得借鉴。
      (一)产业升级造就经济奇迹
      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个衬衫换飞机的贸易中,双方国家的人均GDP是相等的。从统计意义上说,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区别也正在这个地方。通过产业升级战略,改变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布局结构,使工人的单位劳动创造出更高的单位价值,这是实现人均GDP指标提升的最有效途径。
      日本: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的适时转换与升级。上世纪50年代初期,纤维是日本最主要的出口产品,而到70年代、80年代,日本出口行业中机械行业占比大幅上涨,其中汽车制造业的迅速崛起带动了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也因此大幅提高,机械电子类产品逐步成为日本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1980年开始,日本政府觉察到依靠基础工业延续的经济奇迹不会再出现,产业结构应转向以最终消费产业为主。在政府推动下,以文化创意为发展方向的第三产业比重迅速提升。日本经历了“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的过程,通过成功的产业升级,进入了具备完全创新能力的“全球领导者”行列。
      韩国:从?;ふ铰圆档焦睦葱禄疃?。韩国上世纪70年代的“汉江奇?!敝饕彩且揽砍隹诘枷蛐途?,但此后韩国就开始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的阶段。韩国政府意识到由于对技术开发重视不够,面临产业竞争力下滑问题。因此韩国政府将产业发展方向从制订扶持战略产业优惠政策,如免税、减免关税、外汇支持以及其它?;ご胧┑?,转向了创新活动,并废除了所有的个别产业法,将全部产业置于自由竞争的环境下,以激发它们内在的创新能力。在这一政策导向下,韩国将产业技术开发作为20世纪80年代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比如:1986年制定“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同年出台科技发展15年规划,明确提出将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逐步转到企业;制定颁布“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1989-1993),积极推进产业技术开发促进措施的实施。投资方向也从轻工业和成熟的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
      (二)重视民生,缩小收入差距
      日本和韩国之所以能够顺利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与国内社会相对稳定和收入差距相对较小也有密切关系。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有效实施。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贫富差距相当明显,基尼系数一度高达0.47。但随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收入差距问题得到明显改善。
      韩国:重视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韩国之所以能在向高收入国家转型过程中把总体收入差距维持在较低水平,重视农村地区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韩国政府逐渐开始重视农村地区的发展。1971年政府启动了“新社区运动”,1973年至1978年,大约一半的政府投资通过“新社区运动”分配到农村地区,集中于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环境?;ひ约俺扇私逃确矫?。这些政策显著增加了农户收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三)日韩两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
      首先,产业结构能否顺利转型升级是影响人均GDP增长水平最直接的因素,由农业到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高科技制造业和创意产业,日韩两国已经探索出了清晰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可行路径。
      其次,社会收入分配可能是决定一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决定因素。工业化程度越高,贫富差距越容易扩大,社会越不容易稳定。社会一旦陷入动荡,发展就无从谈起。日本和韩国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型期间,很好地解决了社会收入分配问题。通过缩小城乡差距和最低工资制度,使初始财富分配比较平均,国民在面对经济发展机遇时拥有大致均等的机会,社会相对稳定。
      最后,政府在跨越过程中始终处于强势的引导地位。日韩两国的历次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几乎都是由政府率先制订发展战略并加以推动。一方面依靠市场的自由竞争培育企业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又通过某些措施扶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未雨绸缪地引导经济向更高层次跃进。
      五、几点想法
      有专家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和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型。长期以来形成的“出口依赖、投资驱动、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市民化、环境污染等,成为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挑战。
      对中国来说,转型才是“硬道理”,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同时能够充分挖掘自身潜力的发展战略,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推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收入分配问题如果严重失衡,轻则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重则影响社会稳定和和谐社会的建设。收入分配不公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使低收入者生活困难、社会地位下降,加剧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不利于社会稳定。当前出现的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包括许多群体性事件,很大程度上源于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的日益加剧。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减小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是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途径。应实行积极的收入分配政策,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列入“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2.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支持。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经济增长理论表明,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或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最现实最直接的动力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调整产业结构的时候。如果今后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产业结构优化,那么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动力。
      9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现阶段选择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七大产业,在重点领域集中力量,加快推进,是党中央“三个转变”政策的具体落实,对于“调结构”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应制定有针对性的实施规划,将调结构的政策落实到位。应加大财税金融等政策的扶持力度,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增长机制,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战略新兴产业。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战略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发挥好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
      3.把握好城市化的推进速度,发挥好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快速城市化与过度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降低城市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应把握好城市化推进速度与成本提高的平衡,发挥好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推进城市化的工作重点是确保进城农民工的权益,提升转移劳动力的市民化水平。只有解决好城市化进程中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城市化才不会是“运动式”、“刮风式”的城市化,才能使城市化走上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的大变革,应协调好政府与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协调运行。
      4.以扩大国内市场为保障,增强外部冲击的抵抗力。
      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依存度过高,较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同时,我国拥有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会成为抵御外部冲击的缓冲器。我国在稳定外需的同时,应加大扩大内需的力度,尤其是扩大消费的政策支持力度,促使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协调。
      扩大内需的重点是消费,扩大消费的重点是农村市场和扩大对内开放。
      5.实行积极的技术创新政策。
      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能够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新动力。产业结构的升级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是技术进步,只有不断引进新技术才会有新产业的不断涌现。
      应强化科技创新,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加强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强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和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实施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建设产业创新支撑体系,推进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和产业集聚发展?;嘤谐。炝己檬谐』肪?。
      明晰创业型经济发展的路线图。21世纪是“创业时代”,全球经济正在由管理型经济向创业型经济转变。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调整时期,整个社会的多元复合转型特征愈加突出。在享受知识时代信息快速传递、要素全球流动的便利的同时,创业型经济正在成为引领经济新一轮增长的新亮点。